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盧祖新 賀志偉；福州律師網專業福州刑事辯護律師推薦

【案情】

張某、周某共同出資租賃相關交易系統和網上支付結算平臺，以某商品交易中心等名義在互聯網開設虛假的汽油、白銀等現貨交易平臺，通過修改數據控制漲跌方式騙取被害人財物。陳某、田某、李某先后被招錄進來從事詐騙活動，其中陳某擔任業務經理，冒名給客戶充當指導老師，誘導客戶投資，控制交易行情，對新進的業務員進行業務培訓和指導等。田某、李某任業務員，負責通過電話和QQ尋找客戶。三人誘騙被害人投資現貨交易以騙取錢財，工資主要是按照詐騙金額的一定比例獲取提成，陳某的工資高于田某和李某，但詐騙金額獲益歸張某、周某所有，且二人同時被依法裁判。之后，陳某、田某、李某一同歸案。審理中，陳某辯稱田某負責與受害人甲聯系，主張對甲被騙金額不承擔責任。

【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陳某系詐騙組織骨干成員，負責業務員的培訓與指導，作用較田某、李某大，應認定為主犯。

第二種觀點主張，陳某雖在到案共犯中作用較大，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較小，非犯罪的組織者、領導者，與其他業務員一樣工資為從被詐騙金額中獲得的提成。陳某在到案共犯中的分工、作用發揮及提成高于田某、李某的情形，都應是量刑時考量的因素，不影響對其從犯的認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1.行為人在到案共犯中雖起主要作用，但相較于分案處理的犯罪組織者發揮的作用較小，應認定為從犯。在本案詐騙共同犯罪中，單就該三人之間的關系看，陳某系業務經理，田某、李某系業務員。陳某指導與培訓田某等二人，在詐騙犯罪中的作用明顯大于后者，但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張某、周某最早產生犯意，提供資金、場地、裝備和租賃平臺，完成了整個的組織、實施、策劃等犯罪活動，詐騙所得利益也直接歸屬該二人，系主犯。陳某、田某、李某皆為招錄進來，受張某等二人的雇傭、安排和指使從事詐騙活動，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輔助的。所獲收益以被騙額度為基礎賺取提成，獲益明顯低于張某等二人，應均為從犯。

2.對詐騙類犯罪行為人量刑時，是否從侵害的法益中獲利、獲利的多少不是決定其刑罰輕重的唯一依據，還應結合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作用綜合判定。當前，通過網絡實施各種詐騙的手段不斷翻新，以理財詐騙已成為重要噱頭之一。通常情況下，從被害人被引誘進入所謂的理財體驗群，到愿意投資，再到實際注入資金操作最終被騙，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在整個詐騙鏈條中，電話業務員、業務經理、后臺控制人員等參與人員各負其責，互相配合，對詐騙成功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否從被害人受損金額中獲得提成，不應是行為人承擔責任的唯一依據，只要行為人在詐騙過程中發揮了相應作用，即應成為量刑的依據。

本案中，陳某作為業務經理，負責對田某、李某等業務員的培訓工作，安排發布虛假的信息等，其作用大于一般業務員，應對其培訓的業務員詐騙的金額承擔相應的責任，故陳某以未與被害人甲聯系過因而主張不對甲的損失承擔責任的抗辯不成立。同時其因詐騙所獲的提成也高于一般業務員，說明其詐騙金額較高，反映了其主觀惡性較大，故量刑應重于田某、陳某。

3.本案的從犯認定與量刑，既是罪責刑的統一，也是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體現。我國的共犯體系設置按照作用類型將行為人進行了主犯、從犯的劃分，并在此基礎上決定了處罰原則。可以說作用分類標準下的主犯與從犯，承載著量刑功能，直接決定和評價行為人的刑罰輕重。司法實踐中，因到案時間不同而分案審判的并不鮮見。本案以科學界定陳某系從犯為基礎，尊重分案處理中對主犯張某、周某量刑的生效既判力，結合陳某在到案共犯中的分工、作用，規范量刑，實現了量刑的均衡和罪責刑的統一。同時，對同為從犯的陳某與田某、李某量刑區別對待的結果，是司法裁判對司法政策核心的貫徹，實現了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