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基礎事實很簡單。新點公司股東陳梅芳、朱小丹于2012年3月13日至2012年4月19日累計實繳公司注冊資本154萬元，但此后一個月內前述資金共計308萬元均從新點公司轉出。對此，公司債權人認為該二人行為系抽逃資本，應對公司債務在出資范圍內承擔連帶償還責任。

一審臺江區法院觀點：

抽逃出資是指公司設立之后，公司發起人、股東非法抽回自己的出資，減少公司的資本總額的行為。抽逃出資的形式是多樣的，包括制作虛假財務會計報表虛增利潤進行分配、通過虛構債權債務關系將其出資轉出、利用關聯交易將出資轉出、其他未經法定程序將出資抽回的行為等。

本案中，結合鑫美公司提交的中國民生銀行個人賬戶對賬單（Ａ8）、陳梅芳提交的新點公司于中國銀行福州安泰支行開立的賬號40×××63流水（Ｂ4）、法院調取的新點公司于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北支行開立的賬號35×××64流水（Ｃ1），均不足以認定陳梅芳、朱小丹、謝媚、朱家軍在新點公司設立后，存在撤回出資的情形。鑫美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十二條之規定，認為鑫美公司已就朱小丹、陳梅芳可能存在未實際繳納出資以及抽逃出資的情形完成初步舉證責任，朱小丹、陳梅芳應當對其不存在未實際出資及抽逃出資的情形承擔舉證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條規定，當事人之間對是否已履行出資義務發生爭議，鑫美公司提供對股東履行出資義務產生合理懷疑證據的，股東應當就其已履行出資義務承擔舉證責任。該條僅對是否已履行出資義務發生爭議時的舉證責任作出規定，未對抽逃出資的舉證責任進行規定，故抽逃出資的舉證責任仍應遵循一般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由本案鑫美公司進行舉證。如前所述，本案現有證據可以認定陳梅芳、朱小丹、謝媚、朱家軍已全面履行了對新點公司的出資義務，鑫美公司認為朱小丹、陳梅芳存在抽逃出資的情形下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

二審福州中院觀點：

法律明文禁止股東抽逃出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十二條關于“公司成立后，公司、股東或者公司債權人以相關股東的行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損害公司權益為由，請求認定該股東抽逃出資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將出資款項轉入公司賬戶驗資后又轉出；（二）通過虛構債權債務關系將其出資轉出；（三）制作虛假財務會計報表虛增利潤進行分配；（四）利用關聯交易將出資轉出；（五）其他未經法定程序將出資抽回的行為。”的規定，公司股東有上述行為構成抽逃出資。而上述抽逃出資行為與公司股東出資行為一樣，對案外人而言存在隱蔽性，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對此無從得知。

關于陳梅芳、朱小丹是否存在抽逃出資的情形。根據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陳梅芳、朱小丹于2012年3月13日至2012年4月19日累計實繳154萬元，但此后一個月內前述資金共計308萬元均從新點公司轉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條規定：“當事人之間對是否已履行出資義務發生爭議，原告提供對股東履行出資義務產生合理懷疑證據的，被告股東應當就其已履行出資義務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該司法解釋規定的精神，是否抽逃出資的舉證責任亦應由股東承擔。本案中，由于鑫美公司無法查詢新點公司的銀行流水情況，在其提出合理懷疑后，只能通過法院調查及新點公司、陳梅芳、朱小丹提供反駁證據，故舉證責任應當由陳梅芳、朱小丹等承擔。一審判決關于舉證責任分配錯誤，本院不予認可。

本院在二審審理中已明確責令陳梅芳、朱小丹等提交證據證明其不存在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十二條規定抽逃出資的五種情形，否則將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條規定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陳梅芳、朱小丹等并未在本院指定時間內完成舉證責任，應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因此，陳梅芳、朱小丹作為出資人，未能提交證據證明新點公司在成立公司不到一月內轉出全部資金的合理理由，應支持鑫美公司的主張，即認定陳梅芳、朱小丹構成抽逃出資，陳梅芳、朱小丹依法應各在154萬元抽逃出資范圍內對相應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同樣一條法律，一二審法院可以作出不同理解。一審法院理解稍嫌機械，沒有真正領會最高院該司法解釋的精神。二審法院則能結合公司管理及款項支付屬內部事務，外部股東無從知曉更無從掌握證據，在此前提下，在債權人提出合理懷疑的，應賦予公司股東以更高的舉證義務，有義務證明公司款項支出的合理性，否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應視為抽逃資本。這應該更符合最高院司法解釋的立法精神，也符合一般經濟人的正常認知。

案例索引：（2020）閩01民終4881號，以上涉及人名均為化名。

蔡思斌

2022年4月6日